特别是2000年将全国五所政法大学脱离司法部，并将其中的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后，弱化了三所高校传统的办学优势和学科专业特色，过去长期对区域的辐射和对全国的带动引领作用都受到极大限制，加剧了东西部法学教育资源分布上的差距。
这体现了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但即便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未必能成功建设法治。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利用信息化技术，中国正在打造全世界最全面、最鲜活、最直观的司法公开。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矛盾易发多发的剧烈变革之世，竟然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五湖四海、肤色不同、种族多样、政见歧异的所有人，几乎共享着一个全球性的法治理想。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能够位列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很好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这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成就和贡献。
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北欧国家中，丹麦是0.99，芬兰是0.91，瑞典是1.15。二是法治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就没有法治可言，而法治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的稳定。莆田市武汉返乡人员个人信息大范围曝光的背后原因，据说就是公权机关在搜集信息后因管理疏忽而造成泄漏。
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即公权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应明确使用目的，原则上禁止为供未来不特定目的而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个人拥有对其信息权已是数据时代下法治的应有之义。…… （四）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当然，国家在履行基本权的保护义务时必定面临相互冲突的两种法益的权衡：一方是酒店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是湖北人和武汉人的平等权乃至生存保障权。
疫情发展至今国势民情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检验。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举措，但另一方面也遗憾地发现很多公权机关为追求疫情防控而对个体人权和尊严的无视。
多地的宾馆酒店同样采取严禁湖北人入住的硬核措施。对于均衡性和合比例性，最著名的学理解释为，一项对基本权利妨碍的牺牲，不得与所欲达成的目的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这项措施对于基本权的权利人，不得产生过度负担，此措施的作出应当对基本权的权利人具有预测可能性。从基本权利原理而言，私人也并不直接作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基本权利首先约束的是国家和个人的垂直关系。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支配性，不仅排除了在私法领域他人对自己信息的不当侵犯，也能够防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搜集和不当使用。
与酒店禁止湖北人和武汉人入住相同，很多小区禁止湖北住户入内的措施也并非是由街道、居委会等这些公权机关，而是由小区物业或是业主委员会直接采取的，其在本质上也因此仍旧属于私法的范畴。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也须接受对其信息权的限制。1.比例原则 在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边界首先在于比例原则。公权机关进行此类活动是为了防御疫情的公共需要，其目的正当性无可厚非，但目的正当性并不能成为证成其手段合法适宜的全部依据。
（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二）停工、停业、停课。
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德国知名刊物《明镜周刊》新近一期直接就以Made in China的病毒来袭为题，对中国人进行大肆奚落和讥讽。这些权利限制与自由缩减当然也有法律依据。反过来，这些规定也同样能够被理解为是公权机关在法律授权下，可对公民自由予以正当限制。在很多单位的日常筛查中，都要求员工提供近日是否与湖北人或武汉人接触过的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1条规定，发生突发事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时，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保障、控制等必要的应急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事件的影响。2.核心权利的保障 除比例原则外，基本权利限制的界限还在于：紧急状态下公权机关对部分权利的限制并不能扩张至所有权利尤其是一些核心权利的取消和限制。
而这种宽严差异也可被理解为是不同城市因为疫情发展程度以及收治诊疗能力的差异而进行的合比例选择。因为唯有从个人到国家都将个体人性尊严的保障视为集体生活的最高价值，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获得稳固永久的凝合和存续。
而公权机关对信息的后续使用亦受上述目的的限制，不得将所搜集的信息在法定目的之外使用。在此次的疫情防控中，信息收集和排查成为关键一环，也的确发挥了重要效用。
处在事件之外的我们无法对他人的道德水准和行为选择进行评价。在武汉封城后，湖北等其他城市也相继封城，但各地对于居民出现限制的严苛并不相同，在黄冈等后续封城的城市，这种管控措施甚至严厉到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
（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第42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上述要求放在疫情防控之下就是：即使处于紧急状态，公权机关仍需确保每个公民合尊严的生存，确保每个个人的核心权利不被剥夺、不受削减，确保每个个体都能不受歧视的被平等对待。除生存照顾和医疗救治外，处于疫区以及出入疫区的个体的信息权也同样需要保障，而绝对不能予以剥夺。
而那些将已经返家的湖北和武汉住户反锁在家中禁止其外出的做法，更会直接涉及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的违反。公权机关基于防御疫情的目的而采取相应封城措施，并对居民的出行自由进行严格限制，这一点在紧急状态出现时与比例原则并不抵牾，但基于比例原则的要求，这种限制不能对个体造成难以承受的过度负担。
来源：澎湃新闻网法治的细节专栏2020年2月5日。相比默许酒店一律拒绝湖北人和武汉人入住而毫不作为，这种做法显然更符合法治精神和比例原则。
除基本的生活物质供给所确保的生存需要外，这种生存保障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还尤其体现为国家对传染病患者的救治义务。三 公权机关可基于正当理由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限制，但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符合一定的限度，这一原则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也同样需要恪守，否则对个体权利的限制最终就会演变为对权利的彻底掏空和排除。
但从法律而言，这种事件的发生又何尝不是紧急状态下，个体生存照顾尤其是医疗照顾无法获得充分保障所造成的。比例原则要求公权机关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必须具有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适宜性和侵害的最小性，这也是通俗意义上所说的禁止过度。在武汉因疫情防控而宣布封城后，武汉市民的诸项自由受到明显限制和缩减。在文章写就之时仍在微信看到某社区在小区前悬挂指示，外地返回人员一律原路返回，不得进入小区。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理，公权机关可基于防御疫情等公益需要而对个人信息进行搜集、使用，但却需要符合以下要求：首先对信息的搜集和使用需满足合目的性原则。我国宪法虽未明确列举公民的迁徙自由，但这一自由在学理上也被认为自然地包裹于概括性的人权条款中。
除出行自由外，病人、病原携带者以及疑似患者必须接受隔离治疗同样属于对其人身自由予以限制的手段。为防控疫情的需要，身处疫区或是往返疫区的个体权利受到部分限缩，其出行受到限制，需接受隔离检疫，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应受无差别、无限度的歧视对待。
进入专题： 疫情防控 个人权利 新冠肺炎 。在疫情防控的应急需求下，那些身处疫区或是曾往返疫区的个体权利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限制却绝不能演变为对其权利的彻底排除和掏空，也绝不能演变为是对基本权利本质内容——人性尊严的彻底否定和消解。